郑超麟
我知道郑超麟先生的名字很早。上世纪3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读高中，因为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社会政治活动，接触到当时被目为“反动”的出版物，如当时共青团办的《中国
这位西门宗华先生和当时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俄文的樊英都是二三十年代留俄学生，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不少介绍苏联的专著。“文革”结束后，我一次在国权路上与他相遇，他显得更加衰老了。我问他，这些年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有好日子过吗?”他告诉我，他已经平反回校被调到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苏联农业经济。至于他的留俄同学樊英，因为在上海苏联办的塔斯社当过记者，“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已被迫害致死。这一次路遇后，就再也听不到西门先生的信息了。
却说过了几天，我们夫妇就和友人谢天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张业松专程去郑先生家里拜访。郑先生1979年平反后，从监狱里出来，在政协里挂了个委员的头衔，就住在政协分给他的位于普陀区一条普通弄堂里的两间房子里。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事先打过招呼，加上是公休日，晓芳也在家。平时她照料郑先生的生活，也当郑先生的工作助手。后来听说除过公休日外，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孙辈都上班或上学去了。他给我们讲，平时午饭也就自己一个人弄点东西吃，有时候邻居也来照顾他，帮他弄点东西吃。只有在晚上与公休日，孙女与重孙女都回家了，一家人才可以聚在一起吃饭，享受天伦之乐。因为知道我们要来，所以他已经在等着。他坐在轮椅上，扶着手杖，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头上戴了一顶贝雷帽，耳朵上挂了助听器(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就穿西装，打领带，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并非因为有客人来而特意打扮的)。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半新不旧的，只是还有一些外文书，显示出其主人曾经有过的修养与身份。我们来以前就听说他虽然年已高龄，但仍笔耕不辍。当时他拿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对我说，这本书在国外有好几种译本，又拿出一本日语的《托洛茨基研究》，里面有介绍他的文章，日语他不懂，就让我给他翻译。天振还为我们照了几张相，临走时他又送我一本《怀旧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史料。那时候我还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俄国梅勒史克夫斯基的小说《诸神复活》的中译本，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他上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里翻译的。这位梅勒史克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诗人吉皮乌斯，在十月革命后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流亡西欧，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终客死他乡。郑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呆了不少时间，直到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才被放了出来。解放后，1952年抓托派，他又被抓进去，直到1979年出狱，前前后后在监狱里呆了34年。郑先生早期到法国巴黎留学，是“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1929年后他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中国几个有名的大托派之一。托派有这么一个理论观点，即托洛茨基等人认为俄国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落后，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家，又有长期的沙皇专制政治的历史传统，“俄国一国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如果强行建设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复辟。事实上，列宁早期也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根据马恩经典理论，只有社会由农业经济发展到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工业社会，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后来列宁的想法有了改变，认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坚强领导下，人定胜天，可以跳过商品经济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俄国一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当权，宣布托洛茨基理论为非法，并把他放逐到墨西哥，又派间谍暗杀了他，对国内被视为托派的人加以无情的镇压。中共上世纪30年代在苏区和长征后，以及1942年的整风运动时，都对托派镇压过，比如著名的“王实味事件”。可是后来托洛茨基的理论却真的在苏联的历史上不幸而言中；1991年苏联解体，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个王礼锡在神州国光社办了个《读书》杂志，专门出了三个特辑，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除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外，绝大部分是农业经济地区，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否则可能导致封建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这显然是比那种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社会主义要明智而且人道得多。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像苏联那样的结局。郑超麟有篇《九十自述》的文章，里面说他一直觉得苏联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俄国长期的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建设不成社会主义，除非英法等发达国家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再扶助苏联。郑先生为了他的思想而数度入狱，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但却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自己也曾数度入狱，但跟搞实际政治斗争的人不同，我从未参加任何党派，我虽然是当时左翼政治力量的“同路人”，但我始终清醒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不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我只是个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我只作为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追求社会进步和个人思想自由。但郑先生的这种坚持自己思想的凛凛风骨我是非常佩服的，他相信自己，相信历史，好在他高寿，晚年终于看到自己坚持的理论观点变成生活现实。
那天从他家回来以后，他又托晓芳给我带来了一本《郑超麟回忆录》。他的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了，搬到赤峰路上。由于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此后我们就有了一些来往。但遗憾的是，我还来不及去他的新居看望他，就在今年（指1998年）7月，晓芳突然打来电话，说郑先生病危，住进了医院。我立即打电话给谢天振，告诉了郑先生的病危情况，并请他马上来我家，陪我去医院看望郑先生。但万万想不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见的最后一面。我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三天早晨，晓芳就打来电话通知噩耗，说她爷爷于当天凌晨四点钟停止了呼吸。我也上了年纪，不能远行到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就根据我对郑先生的人品事业和生活遭遇的理解，写了一副挽联：
文章垂千古
风骨映千秋
并找到我的一位工于书法的老学生周斌武代为书写，随后又叫我的学生张新颖将我的挽联送到郑先生的新居，面交晓芳，聊表我们夫妇对郑先生的哀思。我特意嘱咐新颖，请他代我在先生的遗像前鞠三个躬致哀。直到上海政协给我发来郑先生的讣闻，我才知道告别式的时间突然提前了两天，由原来的8月7日下午三点提前到5日的十一点，属加场。再后来才听说，由于告别式的时间临时改变，所以来吊唁的人不多。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告别仪式上各方送的挽联一律不准挂出，只能摆花圈。看来郑先生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由于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惰性”，在某些人心目中，他还是个有“前科”的“异类”，虽然苏联已经被我国称为“前苏联”，像我青年时代时俄国被称为“旧俄”一样……
郑先生在监狱里过了几乎半生，可是他宁肯长期坐牢，也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他作为一名知名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在监狱中从事各种翻译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像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也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坐牢时翻译的。1996年我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看到台湾盗印的他与王凡西合译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就我所看到的郑先生的译著，我发现他无论是译政治性的读物，还是文艺性的读物，都以契合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为依归，是有所为而为。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高尚的人格境界，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郑先生晚年还写了不少的回忆性的文章，都是秉笔直书，向历史负责，绝不因时势变迁或处境险恶而曲笔成章，“改造”历史或自我欺骗，这也是他的风骨的具体反映与表现。他到底译了多少东西，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他的孙女郑晓芳女士来看我时，我让她整理一下郑先生的译著书目。过些天她送来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其他几卷还没有出来，其中收录了他的回忆性的文章。这本书不但印刷得很精致，而且内容都是未经删节的原文本，因此很有历史文献价值。郑先生坎坷一生，临终还能有机会留下历史的见证，也算聊可告慰了。不管怎样，郑先生的著作与译作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下去的，因为它们有继续存在的思想和历史价值。他的风骨也会受到后人纪念的，因为作为一个关怀自己国家的命运，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追求，并为之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确实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摘自《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5.00元）
